《我和我的家乡》：中国喜剧有多难？

近期，《我和我的家乡》领跑国庆档，以几个故事串联形成建设家乡的主线电影形式，汇聚了中国喜剧电影流派的半壁江山。

这个现象不难理解，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进电影院看一场喜剧电影成为了人们最容易选择的放松方式之一，喜剧电影总是最容易卖出票房的类型电影。

中国喜剧的天花板

《我和我的家乡》是为了展现全面小康成果的电影，将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任总策划，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和俞白眉、闫非和彭大魔五组人员构成导演阵容。

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中国喜剧的流派和风格。

第一part，宁浩+葛优。

《北京好人》的镜头对准在北京漂泊的异乡人。

葛优一直承袭冯小刚、王朔一派京味喜剧的幽默，冯氏喜剧电影塑造了“葛爷”聪明中透着狡黠、幽默中带着世俗、势力又不失善良的北京爷形象。

宁浩则擅长黑色喜剧，代表作《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我们在谈论“宁疯狂”的时候，可以将它的成功，归结于它的独立态度、荒诞风格、反讽精神，以及塑造市井小人物的功力。

第二part，陈思诚+王宝强、黄渤。

《天上掉下个UFO》更多的像是唐探3的预热片，没头脑与不高兴探索UFO之谜，王宝强外在夸张式的搞怪表演风格，呈现出来一场热热闹闹的闹剧。

第三part，徐峥+范伟。

《最后一课》描绘了乡村教师这个群体。

范伟从赵本山系列东北小品式喜剧中成名，逐步摆脱土味喜剧的痕迹，进入正统的表演体系。

徐峥的《泰囧》、《港囧》、《囧妈》、《我不是药神》等作品，逐步挣脱喜剧纯搞笑、内涵少的禁锢，尝试着从观众、社会角度去发掘新题材，在诙谐幽默、荒诞可笑中蕴含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

第四part，俞白眉+邓超。

《回乡之路》讲大西北造林的故事。

邓超的喜剧路子基本是通过面部的夸大，肢体的夸大来配合眼神、语言进行表演，走的是周星驰无厘头的路数。

但不得不说，星爷当年的高峰难以逾越，是一代人的白月光。

第五part，闫非和彭大魔+沈腾和马丽。

《神笔马亮》村官的故事。

开心麻花不出意外地是压轴。

从《夏洛特烦恼》的黑马之姿，到《羞羞的铁拳》的市场肯定，《西虹市首富》的充满争议，再到《李茶的姑妈》票房遇冷。

开心麻花的喜剧创作无论从表现还是形式都给中国电影的喜剧创作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式，也是近年最能搔到观众痒处的喜剧厂牌。

以上各流派的喜剧，基本已经是中国喜剧市场的天花板，也可以看出中国喜剧的特点和问题。

回顾中国喜剧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

中国早期的喜剧多为怪诞风格，虽然是在讲小人物的故事，但大多为城市小人物。其中港风喜剧以周星驰为代表，京味喜剧以冯小刚为代表。

二十世纪开始显露乡村土味喜剧的苗头，以赵本山为代表，从小品到影视作品，《乡村爱情故事》已经走过了十年，从此流派发展出的小沈阳、二龙湖浩哥等品牌都是东北喜剧的代表作品。

而这一时期塑造的经典角色多为乡村小人物，和之前的城市小人物形象发生了转变。

如今，宁浩、徐峥、开心麻花等喜剧风格成型。

即便如此，中国喜剧的主角仍多聚焦小人物，形式上多利用口音、穿着、行为等完成搞怪的功能，虽然某些作品有讽刺之味，但并没有做出清晰直接的否定和批判，缺少深度的挖掘与刻画。

总而言之，中国喜剧离真正的高级，还有一定距离。

什么是高级的喜剧？

想弄明白什么样的喜剧是高级的，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喜剧。

喜剧源于古希腊，由在收获季节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游行演变而来。

游行者化装为鸟兽，载歌载舞，希腊人把它演变为一种滑稽戏，成为喜剧的前身。

此后，诞生了伟大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其剧作取向鲜明，充满着对时势辛辣的嘲讽与抨击，奠定了西方文学中喜剧以滑稽形式表现严肃主题的传统。

而后欧洲喜剧，16、17世纪以莎士比亚、莫里哀为代表；18世纪意大利的哥尔多尼及法国的博马舍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喜剧的代表；19世纪以俄国的果戈理为代表，人才辈出。

而在中国，直到宋代，才产生出有完整的情节内容、戏剧意义上的喜剧，循规蹈矩的内向型民族性格与外向型的喜剧似乎格格不入。

通过国内外喜剧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喜剧底子终究是太薄了。

外国的喜剧已经衍生出独特的风格，如美式喜剧、英式喜剧；这些喜剧大多有一种幽默的高级感，而不是一味的扮丑出丑来卖弄笑点。

国内的喜剧更多地停留在通过逗乐的举动和蠢笨的戏谑引人发笑而缺少深刻的旨趣意蕴，这类闹剧一般属于粗俗喜剧之列，自然谈不上高级。

那什么是高级的喜剧呢？

首先，内容上带有讽刺及政治机智或才智的社会批判，而不是纯粹的闹剧或滑稽戏。

影史上，时至今日仍让人津津乐道的《美丽人生》，在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父亲为了让儿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撒下了弥天大谎。

其中不乏夸张的形体表演，孩子的天真与苍凉的现实形成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才是真正的笑中带泪，一个时代的缩影，永远不会过时。

从喜剧的体现形式来看，主要是讽刺和幽默。

讽刺大多用于否定性的内容，常以尖锐泼辣的讽刺和嘲笑揭露和抨击现实生活中的反面事物。

这种喜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反面角色，往往品质恶劣，行为乖谬，当他们的面目随着戏剧从图的展开而彻底暴露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含有讽刺意味的笑。

好莱坞热衷并擅长将贵族、政客和大人物等拍进电影里，对他们进行调侃。

早在二战阶段前夕，查理卓别林自导自演的首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就在影片中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予以严重谴责。

默片时代，卓别林表演的经典工人形象，更辛辣地讽刺了资本家，令人念念不忘。

幽默则是喜剧的另一独特的表现形式。

它不像讽刺那样辛辣，而是把内容和形式中美与丑的复杂因素交合为一种直率而风趣的形式外化出来。

列宁认为：“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幽默感是自尊、自嘲与自鄙之间的混合。”

阿里斯托芬流传下来的喜剧，多数属于这类表现形式。

著名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以自己一躯羸弱之体，要替天下铲除不平之事，堂吉诃德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可笑而又可敬的。

英式幽默也独得其中三味，大致表现为尖酸刻薄语气的吐槽、热爱双关的语句和自黑精神，福尔摩斯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福尔摩斯迷妹们告诉我，听大福那叭叭叭地小话儿，是不是让人欲罢不能？

可见，若只将目光集中于中低层人物生活的心酸，从而滑稽搞笑，而不是高级的幽默感。

在中国高级喜剧为什么这么难？

我国向来擅长师夷长技以制夷。

科技软件我们耍的溜溜的，从BAT、抖音、手机技术等学习创新超越的路线，是否可以复刻到影视上呢？

正如我们可以复制开发软件、照搬商业模式，但需要从头开始投入开发芯片一样。

有些东西，只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近年来，IP改编一度成为潮流，海外作品的复制黏贴抄作业肯定是很多片方想走的捷径，制作方也会有意选择收视和口碑俱佳的原作品进行翻拍，来降低风险和成本。

不过，从翻拍的效果来看，这些高分高口碑海外剧中国版的翻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事实证明，哪怕照抄，也考不出高分。

本土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制作的缺失、还是文化的隔阂，文化这东西，不是拿来主义，没有正确答案，落下的作业只能靠自己慢慢补。

不得不说，喜剧是少数天才的艺术。

中国喜剧仍停留在天才的灵光乍现，周星驰的无厘头，就是没人演的出他的精髓。

开心麻花的喜剧套路，离开了沈腾和马丽挑大梁，其他几部新人做主演就是扛不起大旗。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演员，喜剧人才或许真的需要天赋。

但实际上，百因必有果，电影终究是观众买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电影是普罗大众的艺术形式，必须迎合普适性的审美需求。

网络大电影的出现，则证明了小镇青年的口味就是喜欢西游、怪兽、妖魔和二龙湖浩哥，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中国的喜剧不可能曲高和寡。

我们至少庆幸，中国电影人的底线还没有将这些网络大电影搬上大荧幕。

供需双方向来是平衡的，当文化素养和国民品味逐渐提高，对高级的喜剧需求将日益增长，到底是由市场来提出需求，还是由创作者培育市场，且看谁先行一步。

否则，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全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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